二、对中国近代经济变迁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表明，如果照搬二元经济论模型的分析理论和结论，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状况。以下我们从长江三角洲经济百余年的变迁历史中，对照二元经济论，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的特征
农业与商品化家庭工副业密切结合，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冲击前的很久长的历史时期中长江三角洲传统农业的基本形式，在明清时期达于最盛。其中农业的主体是粮食种植业，工副业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副业，种类繁多，如棉纺织、蚕桑、织绸、手工编织、刺绣、饲养猪、禽、鱼等等。这种农工结合体的重要特征是：一，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对于人力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尽可能节约之。精耕细作，注意维护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平衡，以这种资源配置原则进行生产，以求获取最大总产量。二，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以求获得家庭整体的最佳收益。三，农业与工副业密切结合，相互补充；生产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诸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本、乃至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基本靠农民家庭内部来获取。四，小农家庭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部分口粮、盐、铁制农具等，必须通过出售家庭有能力多生产的产品来交换取得，农家工副业的商品化程度较高。长江三角洲的传统农业绝非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概念，而具有顽强自给和较发展的商品工副业生产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总体特征，这对其在资本主义入侵后的变化特点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国数千年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小农经济特征，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众多、土地等资源偏少、家庭组织功能的高度发达等等基本国情的反映，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在生存斗争中的合理选择。（注：详见拙文：《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也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现代化"的内在问题。
（二）鸦片战争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变迁与二元经济论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并和原本极为发展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的地区，颇似典型的"二元结构"。然而，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却并不像二元经济论所论，至少可以说，以二元论分析和解释该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充分的。
我们已知，二元经济论的核心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剩余劳动力可以形成现代部门的资本，并最终形成现代部门的一元经济。但近代长江三角洲经济两部门的发展变化却并未完全沿着二元经济论描述的变化轨迹前进，而是遇到了另外的问题，经济演变特征呈现出另一幅图景。
第一，现代部门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
据吴承明研究，（注：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99-200页。）1933年全国人口约5.108亿人，其中农村人口为3.867亿人，农村劳动力1.933亿人，从事种植业者1.417亿人，剩余劳动力约4200万人。在现代部门从事生产者共524.9万人，包括工厂、矿业、交通运输、建筑、金融、商业、教育等等部门，其中工厂只有工人110.6万，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6%；不计金融教育宗教等部门，为431.6万人，只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0%。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部门中有大量人员来自城镇，上述人员并非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数量。至抗战前的30年代，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最高时期，在无锡一带，据11个村的典型调查，自1929年至1936年的7年间，以总劳动力指数为100，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58.75%下降为57.36%，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28.59上升为29.55%，幅度很小，（注：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可见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速度之微。
第二，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市场和原料条件。
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内的中国现代部门，远非如二元经济论所述，由于不变工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断扩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汲尽，最低工资大幅上升前会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是在产生的开始期，在现代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距"二元转化为一元"的要求相差极远的状况下就遇到极大困难。更有甚者，一些企业在创办时就因资本短缺而陷入困境。对中国早期现代部门来说，资本的积累和扩大，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市场条件，其次是原料条件。这是决定资本能否积累以及积累力度的关键。而劳动力的廉价供给则不是困难所在。换句话说，仅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更紧要的是市场和原料条件。
市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其赢利与否亦即资本积累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产品能否按合理价格（成本加平均利润）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在类似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大的市场本身就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经济原有较为发达的商品市场和商品交换，小农经济体是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固有的供给与需求总量，完全可由小农经济体的商品性生产和有限商品消费自行调节与满足，远远未进入需要由资本主义工业的大生产来满足需求的经济阶段。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中国社会经济本身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国入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第一问题就是产品市场和销路问题。西方列强用重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以为他们的呢绒、钢琴、刀叉等将有一个足以发财的大市场，结果彻底失望。那么，现代化大工厂建立起来后，究竟如何在中国大地上立足生根的呢？这是现代企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土壤中存活生长要解决的第一问题。
原料问题。中国近代工业的主干是轻工业，棉纺织业、缫丝业、粮食加工业为基本产业，这类轻工产品成本中原料成本占主要部分，原料的质量优劣和价格高低是影响成本核算的决定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质高价廉才能占领市场。无疑，各厂家都把能否获取优质价的料作为决定企业的成败的关键。而轻工产品的原料如棉、粮、蚕丝，全为传统部门中农民家庭经营的产物。没有传统部门提供足量的优质原料，中国早期现代部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看看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业。据本世纪30年代调查，江苏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和供给状况如下："长江北岸之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东台、阜宁，长江南岸之常熟、太仓、嘉定、宝山、南汇、奉贤、川沙、上海，长江口之崇明等县，棉田8625235亩，产花衣1004835担……江北方面，南通则有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及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副厂，每年用花衣426784担。海门则有大生第三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92560担。启东则有大生第二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80900担。江南中部产棉区域，因无锡有申新第三纺织公司，豫康纺织公司、广勤纺织公司、振新纺织公司、业勤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约225000担。常州有通成纺织公司、福大纱厂、常州纺织公司、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年用花衣97000担。江阴有利用纺织公司，年用花衣35745担。常熟有裕泰纱厂，年用花衣35383担。苏州有苏纶纱厂，年用花衣50200担。以上各厂，每年用共需花衣465828担，大都由江阴、常熟、太仓、嘉定、及宝山县西境供给"。"总共计之，则上述各厂每年共需皮棉1143572担（有误，应为1043572担）。调查估计，除上海外，江苏各厂每年实际需用棉花1194119担"。又据该调查估计，江苏、上海地区华商纱厂每年需用棉花数量为3385689担，再加上外商在沪各厂用棉，年需棉量约5940144担，而调查年份江苏全省包括松江地区皮棉总产量为1004835担。这个总产量如供不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各厂使用，亦只能满足需求的84%；如考虑上海，则只能满足总需求的17%左右。（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第五编第七章。）
实际上，对近代棉纺织业来说，关键问题还不仅是数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廉价优质棉花的取得。据当时测算，每1件（包）20支棉纱所用棉花价值约占全部成本的77%，（注：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7页。）且纱支越粗，原料所占比重越大，因此棉纺织工业发展和获利的重要关键是降低原料成本，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棉贵纱贱"这一致命问题的出现。但优质低价棉花的取得，必须主要依赖我国自行种植大量优质棉，而这正是我国传统小农经济难以解决的。生产优质棉花的前提是优良品种，但在江南棉区中，质地最优的品种是通州棉（包括白通棉、青茎棉、鸡脚棉）、常阴沙棉。由于纤维短，只适于纺制20支机纱，且需与美棉混合使用，纺32支以上棉纱，则只能"多用美棉，兼用灵宝棉及埃及棉"。要改良棉种，就涉及到传统生产习惯和方法的改进与先进种植方法的推广，涉及到农业改良资本的大量增加和必要科技知识的传播，涉及到农业与工业间的相互适应和利益兼顾。
再看看缫丝工业的原料问题。这里以江苏无锡为例。无锡在1930年代前，是仅次于上海的我国第二大缫丝工业中心，自30年代危机后取代上海为全国之首。
无锡缫制的生丝是向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法国市场出口的。产品的高质量和低价格是国际市场竞争获胜的关键，而丝质高低，价格贵贱，均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蚕茧之质量。"制造生丝所需原料茧的数量，和原茧本身的品质有密切之关系。通常把制造生丝百斤所需之干茧称称为’丝量’，如果原茧品质良好，则煮茧索绪时的损失较少，所得到的缫丝量较高，于是生产丝时所需的干茧量可以比较少，所支出的原料成本（称为茧本）亦随之减低，往往丝厂因此获利"。（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由于原料成本占整个生丝生产成本的绝大部分（在20年代前期约占生丝成本的86%），故蚕茧质量可以说是决定生丝质量和（需求量一定条件下）价格贵贱的基本因素。中国生丝质量问题在国际市场上颇为突出，早在19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出口土丝"七里丝"就受到法国、美国商人的严厉批评。1872、1873年里昂丝商协会致上海商会的信函中抱怨，甚至在同一包生丝中，丝的品质都不一样。有时，季初的3号七里丝到季末已不如4号。由于中国丝质的不洁不匀，在操作上难以处理。美国政府要求生丝协会会员把中国复摇生丝伪装搀杂情况向秘书处汇报"随附牌号、标志和其他可能提供的特征，并可把结果报告给上海商会"。（注：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5页。）19世纪末，世界生丝主要市场移到美国后，由于美国丝织业动力机械化程度远较70年代的法国高，加之日丝的强力竞争，华丝的品质问题成为影响出口量的最大问题。
中国生丝质量问题，与缫制技术、蚕茧质量均有直接关系。就茧质说，在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无锡的茧质是下降的，判断的标准是前述的"丝量"与"茧本"。如果以1916年前的丝量数为100，则1924年为119，增加19%。这是茧质下降的标志。而考查茧本，以1916年前为100，则1924年为164。考查同期茧价，从1916年前的指数100上升为1924年的137，（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表明虽然茧价在上升，但茧本增加率超过价格增加率，这无疑会严重损害丝厂赢利。无锡缫丝在1910年代左右，100斤需干茧430余斤，至20年代上升为500-700斤，这正是茧质恶化的结果。
（三）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变迁的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的演化发展依靠的是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即：现代部门尽可能使自己适应传统部门，从中寻求可促使自己发展的基础；传统部门同样尽可能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以此发展和壮大自身。就一些主要部门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发展虽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乃至首要原因；尤其并不是与传统农民经济特别是家庭工副业萎缩而成正比例发展。
这显然与二元经济论的主要论点相对立。二元经济论的中心认为，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必然途径是以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输入剩余劳动力这一主导因素换取后者的资本扩张、以前者在国民经济比例中的缩小而换取后者的壮大，最终结果是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