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中，涉及日本军人的文学数不胜数。中国当代作家对“日本军人”的描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以前，这时期的“日本军人”形象大都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政治化的倾向，被简单分为“鬼子”和“反战士兵”两极。第二阶段为80年代以来，这时期对“日本军人”的描写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惯性，走上了由政治化向文学化。概念化向人性化，公式化向深度化的转轨。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日本军人”形象；演变
中国当代文学中，涉及日本军人的文学数不胜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军人”形象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出现过系统梳理和反思的文。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各个年代的文化、政治语境，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日本军人”形象作出系统梳理，了解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从文学的角度对那场战争以及中日关系做一个理性的反思。
一
中国当代文学中“日本军人”形象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现在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的日本军人形象集中出现在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如《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平原烈火》《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地雷阵》《敌后日记》《敌后三年》《不屈的昆仑山》《龙山游击队》《苦菜花》《浅野三郎》等。这些“日本军人”形象大都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倾向。或是狡猾凶残，不堪一击，被中国人轻而易举的获得了胜利；或是忠厚善良，深受日本军国的压迫，在中国人的感召下，成为坚定的反战同盟战士。这种描写既有别于历史事实，也无法解释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
(一)“鬼子”形象
“鬼”是古人对外族的称呼，本来是用来区别夷夏的。近代以来，来中国的外国人多了，“鬼子”逐渐成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谓。开始时，“鬼子”称谓并不含贬义，它开始于广州，广东人把夜以继日地做生意的英国人叫做“鬼子”，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在晚上活动。但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鬼子”一词逐渐有了贬义，成了妖魔鬼怪的代名词，如“洋鬼子”、“红毛鬼子”等。尤其是日本战争的爆发，“鬼子”逐渐成为对日本士兵的专用套话。套话是一个民族对异族进行描述时，在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一种不由分说的表述，标志着对“他者”的凝固看法。它一方面表现了日本士兵的凶残面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对日本士兵既恨又怕的心理。与“鬼子”称呼相对应，建国后出现了不少对日本士兵暴行进行描写的作品。这类作品中的鬼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日本士兵群体性的描写，即将日军作为一种群体加以表现，表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另一类是对日本军官的个体描写，这些日本军官身上无不带着几种“滞定型”的特征：凶残、狡诈、好色、愚昧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滞定型”特征却很少出现在作为个体描写的普通士兵身上(不包括作为群体角色描写的日本士兵)。
作为群体描写的日本士兵，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多被写成面目狰狞、杀人如麻的魔鬼野兽形象。如下面的描写很具有代表性：“残暴的敌人如同饿狼扑食未获，越发穷凶极恶。到一庄烧一庄。烧得浓烟遍野，遮住了冬天的太阳，没跑出的病人和老人、孩子，都被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成灰，凄厉的惨叫声，震撼着天地。”…这些日本军人都是以披着人皮的野兽出现的。他们从相貌、性格到行为逻辑，无不体现出兽性，是青面獠牙，杀人不怕血腥的恶魔。二是多被描写成胆小、怕死的愚昧形象。如《龙山游击队》中写鬼子碰到地雷，“吓得爬成一片，连狐狸太君也吓得钻到洋马肚子下面了，好一阵工夫才出来。”《不屈的昆仑山》中描写鬼子被八路军打得溃不成军，“鬼子们抬着尸体，搀着伤兵，一路上，叫爹唤娘，一派狼狈相”。这些描写带着讽刺调侃，具有潜在的娱乐消遣功能，这时的日本士兵，实际上成了中国大众的消遣对象。
对日军群体暴行的描写虽然生动真实，然而却是外部事件的描述。而且大部分作品对暴行的描写模式化，渐渐流于空疏、千篇一律。这是因为作家不能对侵华日军做具体个别的深入描写，不能发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难以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个体形象。而将日军描写成怕死的弱虫，实际上是违背了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描写虽然烘托了中国军人坚定、勇敢的高大形象，一定程度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但却一定程度的误导了读者对日本军人真实、深刻的认识。
为了改变对日军的一般化描写的弊病，很多作家在作品中也尝试着对日本军人(主要是日本军官)做个体描写。但毕竟中国作家不是日本人，他们很难体验日本军人的杀人心理，对于他们野兽般的行为也难以理解。所以他们只能将他们现在听到的、或以前见到的情景，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进行描写。再加上中国意识形态很浓的文艺理论的指导，这样就很容易将日本军官描写成模式化、脸谱化的“滞定型”形象。概括起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军官大致有这样几种“滞定型”：凶残、好色、伪善。
“凶残”是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军官最典型的特征，《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岗村指挥他的狼狗去咬中国人，“一直到狼狗舔着嘴角的血，用血红的眼睛望望梁上那个中国人已经变成一副骨头架子”；《苦菜花》中庞文大队长用酷刑折磨着七岁的小孩，“皮鞭在孩子赤露的幼嫩身上抽打，一鞭带起一道血花!……”与日本军人种种凶残行为相对应，中国作家在描写上也渐渐将他们野兽化。对日本军人的外貌描写中，常常用到的词语有：“疯狗似的”、“黄呢子野兽”、“毒蛇一般”、“恶狼”等。
在中国作家笔下，日本军人都很“好色”，见到女人就要进行奸污，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甚至是怀了孕的女人。《龙山游击队》中的狐狸太君见到女人就用他“那双淫秽的小三角眼，死死盯在人身上”，被他奸污的中国女人不计其数。《苦菜花》中庞文大队长最大嗜好就是“玩女人，有一次找不到年轻的，抓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他也不放过”。
“伪善”也是日本军官常见的特征。笑脸下面隐藏的是凶残的面目，体现出了日本人狡猾的一面。《铁道游击队》中鬼子为了从小孩嘴里套出游击队的消息，分糖果给小孩吃。《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松尾见到中国人常常“装出和气，脸上老不离笑容，爱讲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并握着对方的手笑着说：‘我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可他杀人却是厉害，而且都是在夜间秘密的处决……”。
总的看来，这阶段中国作家在表现日本“鬼子”形象问题上，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1)几乎所有的“鬼子”最后都遭到了失败、惩罚或击毙。如果说文学作品机制就是在一个相对完整、封闭的叙事情境中，通过对生活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想象性的解决，把广大读者编织于一个文化经验的幻想之中。那么，中国这个阶段的文学正是通过对“鬼子”的最后惩处，完成了安抚中国人民倍受外国列强侮辱和欺凌的心灵，并唤起民族自信心的文化功能。(2)几乎所有的“鬼子”都是配角。这一方面与中国当时的文艺政策有关，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要求作家将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连“中间人物”都不能做主人公，更何况是罪恶满贯的“鬼子”。他们只能作为英勇无畏的中国人的衬托而出现。另一方面，这实际上也是创作者对日本军人存在“刻板成见”的一个典型表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是记忆犹新的，这些在作品中作为配角的“鬼子”形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对鬼子的理解和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作家深入进行生活实践而创作出的人物，自然就不可能达到做主角的要求。(3)单个的、滞定型的鬼子形象一般以日本军官为多，日本士兵被描写成鬼子形象时，多作为群体描写，单个描写的很少，这无疑与中国作家对日本士兵所做的阶级分析有关。在中国作家眼中，日本士兵与日本军官是属于不同的阶级，具体描写坏人形象时，只能描写日本军官，而作为群体描写的日本士兵所做的恶事是受日本军官欺骗的，他们是可以被转化的。
(二)反战士兵形象
与凶残的“鬼子”形象相对立的，是作家们塑造出来的日本反战士兵形象。日本反战士兵是指反对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士兵。在抗日战争中是否有这样的士兵，答案应该是：有，但却是很少很少。中国人坚持这样的看法：日本士兵是日本老百姓，是受日本军阀欺骗来中作战的，他们在侵华战场上丧失人性的行为是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因此，这些士兵经过一定的教育和感化，是可以恢复人性，甚至可以走到反战立场上来。这些日本士兵形象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无产阶级出身的普通士兵，这与单个“鬼子”形象都是日本军官形成了对应。如《浅野三郎》中的浅野出身农民，《哗变的“皇军”》中的井上、木村等出身渔民等，他们都是在日本军部的强迫下来到中国参加侵略战争。在日本军队中，他们受到了日本军官凶残的对待，渐渐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他们或是在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接受了中国军队的教育，或是在同胞的反战同盟的宣传中渐渐认清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目，“日本的老百姓和中国的老百姓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是在“替那些靠战争发财的大资本家去打战，是在当法西斯的炮灰”，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军阀和财阀，对于日本军队的士兵，是讲国际主义的”，在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这些日本士兵积极投身于中国反战运动，有的甚而为中国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浅野三郎》中的浅野，《哗变的“皇军”》中的岩崎。有些反战士兵甚至被塑造成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哗变的“皇军”》中的岩崎，他机智、勇敢，帮助战友逃离军官的摧残，向士兵宣传反战思想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最后领导战友集体投向新四军，从头到尾俨然是个中国共产党员形象。而且这些反战士兵形象许多不再是配角，而成为作家笔下的主角。
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些日本士兵的形象，显然采取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对日本士兵的定位和分析所采用的也是中国左翼文学常用的阶级分析方法。由于这样的立场和方法，《浅野三郎》《哗变的“皇军”》之类的作品，就带上了一定程度主观化、概念化和理想化色彩。日本士兵的这种形象与实际形象相差很远，即使有这样的日本士兵，那也是极为少数，缺乏普遍性和典型性。这些作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作家对日本军人以“忠君爱国”为核心，以“义理”、“荣誉”、“廉耻”、“复仇”、不成功便成仁的“自杀”、绝对服从主人和上司等武士道精神为基本内容的日本民族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士兵都是日本普通老百姓，而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罪恶，并非都是日本军阀逼着干的。他们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地达到了和法西斯军阀的一致，非常容易地、自觉地毁灭人性，这才是他们的可怕之处。而善良的中国作家一厢情愿的将他们与日本军阀机械的加以区分，从而塑造出一系列正直、善良的日本士兵形象，不能不说是有违历史的。
通过上面对8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日本军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鬼子形象也好，反战士兵形象也好，实际上都担负着非常复杂的功能和“任务”：宣泄、抚慰中国人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心理，反衬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勇敢智慧为主要内容的优秀民族精神，突出中日无产阶级是一家的思想，担当中日人民友谊的桥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