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30年代“左联”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最终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幻想”层面；40年代延安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却成为如火如荼的现实。比较分析可知，政党对文艺直接干预的政治之力、“大众”诉求基础的转变与对象的明确、知识分子大众化维度的增加，是延安文艺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决定力量。延安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为中国文艺现代化道路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作用。
一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文艺道路的转向
中国文学现代化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和指向的，个人主义是五四新文化最突出的标志。1918年周作人在其《人的文学》中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同时指明这种“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①。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学倡导，与当时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潮流相一致，与五四对西方“自由”与“民主”启蒙思想的继承、学习相一致。所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标榜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学，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最初是主张全盘西化、人文主义的道路，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斗争以新的形式展开。随着世界无产阶级运动高涨、无产阶级兴起和壮大，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时代都要求表现新的意识形态的文学，于是，文学的阶级性范畴提到首位，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开始登上文学的舞台。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开始号召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左联”共组织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组织者看来，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大众”、“集体”、“多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乃至艺术――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②。所以，无产阶级提倡的文艺口号是“大众文艺”，它反对的自然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即“个人主义文艺”。从“自由人”、“第三种人”与“左翼”的交锋、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与“左翼”“大众文艺”的对峙可以看出，文艺大众化没有成为当时文艺界普遍认同的主流，也就是说，大众文艺并没有动摇五四个人主义文艺的主导地位。几次讨论，实际只是在理论上为文艺大众化做了前期准备。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抗战战争爆发后。1938年，毛泽东提出“民族的形式，国际主义的内容”、“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主张，标志着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基础上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正式形成。1939年初，延安宣传部和文化界领导发起文艺“民族形式”运动。运动发起者陈伯达指出：“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问题。”③因此，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也就成为在新形势下延安开展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声。1940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蓝图，将正在进行的“民族形式”文艺大众化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文艺界全面贯彻实践，将文艺大众化运动推向高潮，最终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方向和道路。
二 延安文艺大众化相较“左翼”时期的历史突破
延安时期开始的政党对文艺直接干预的政治之力，“大众”诉求基础的转变与对象的明确，知识分子大众化的全方位策略，是较之于30年代大众化讨论所具有的历史突破点，是延安文艺大众化得以成功实现的决定因素和力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在这三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从话语到实践：政党政治之力的影响1930年，鲁迅在文艺大众化讨论时曾说：
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④
“左翼”的文艺大众化设想，终归是纸上谈兵，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设施，其根源也正在于没有凭借到政治之力的帮助。
按照葛兰西的定义：政党是以建立新型国家为明确目标，政党也正是为这一目标合理并合乎历史规律地建造起来的。⑤因此政党政治意味着支配权力、手段、行动和目的等要素。当政党按照自己建国、建立意识形态的目标对文艺提出要求时，必然会对文艺的每一个发展步骤和环节都进行具体支配和控制，提出具体要求，使文艺担负起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作用。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新形势下，党对文艺提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要求。1939年初，延安宣传部组织发起以创造“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核心的文艺大众化运动。1939年7月，宣传部领导艾思奇在《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中对运动的目的作出说明：
抗战文艺运动有两个中心任务：一、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二、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就第二个任务来说，延安建立中华民族文艺的努力，是向着这样的方向走，内容是三民主义的，而形式是民族的。……⑥
由此可知，文艺“民族形式”运动是党为规定文艺道路和制定全国文艺政策所进行的初步探索实践。
1940年初，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讲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诞生，标志着党的大众文化方向正式确立，这也是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蓝图。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要求，它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具体落实，是文艺大众化实施的具体方案。上述三个文艺运动的环节和步骤，包含着一以贯之的政治之力，不仅显示出政党所要求的大众化的文艺方向和道路的具体形成过程，也揭示了政党政治之力在其中发挥的组织、推动、命令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⑦
那么，“左联”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没有受到政党政治力量的支配作用吗?笔者认为，“左翼作家联盟”虽然是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但其毕竟首先是一个文艺组织，“左翼”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口号，主要还是从“革命文学”自身的发展方向而来。1928年，后期创造社成员从日本回国，他们带回的“革命的理论”“就是他们在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作是‘一种伟大的启蒙'以区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那种‘浅薄的启蒙'”⑧。为此，他们揭起与“五四”新文学对立斗争的旗帜。随后，1930年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更进一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被着重提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普罗文学，假定没有获得大众的理解和爱护，这是一种很重大的损失。要使普罗文学为大众所理解和爱护，‘大众化'这个问题便非马上提起来不可了”⑨；“文学大众化应当作为怎样的问题而提出呢?第一，这应当作为当前的中国普洛革命文学的最主要的问题，并非在普洛革命文学之外的问题，也非普洛革命文学的附带问题而提出。‘文学大众化'这个任务，应当作为中国普洛革命文学运动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而提出”⑩。这样的发起思路表明，“左翼”文艺大众化号召的根源主要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无产阶级观念影响，而非政党权力支配结果。
应该说“左联”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初衷是想与政党政治相结合，但事实上不能够实现这一愿望。1931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意义进行阐述：“文学大众化问题在目前意义的重大，……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11932年，“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决议指出：“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必须和当前的政治任务――反帝、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12两个决议都表明文艺大众化与政治结合的意图，特别是后一个决议，直接将文艺大众化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相联系，但是，这实际上只能成为一个理论设想――因为“左翼”所在的上海，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不具备推广实施文艺大众化的客观条件。而当时中华苏维埃政权还很薄弱，分散在全国的一些边远地区，不可能也不能够以公开的政党命令、政权组织形式来促使这一目的和意图得到贯彻和实施。所以，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也就只能成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这就与延安开展文艺大众化的路径不同。
以文艺“民族形式”运动为开端、经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最终由《讲话》指引而达到高潮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强有力的政党政权支配之下，纳入到政党建国的方略之下。它们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领导的，而不是文艺人自发组织的，体现出政党政治的要求在前，文艺自身发展的要求在后。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客观上为党推行文艺政策命令，为文艺家具体展开大众化实践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延安三个步骤的文艺大众化运作路线，明显有别于“左联”领导的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鲁迅所说的“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精义正在于此――“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终归只有“文艺”一条腿，所以是“文人的聊以自慰”。
多年以后，茅盾在回顾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文章中，对鲁迅的话表示了深切认同和感触，同时鲜明指出三四十年代两个阶段文艺大众化在“政治”一点上的差别：
在三十年代我们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花的力气与所收的效果很不相称。究其原因，也就是一条腿走路的缘故――政治环境太恶劣，而作家们又麇集上海一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艺大众化冲出“文人的聊以自慰”的圈子而真正成为“运动”，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那时，政治上的束缚放松了一些，作家艺术家们也走出了上海的亭子间，投入到大众的海洋；而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中，“在政治之力”的帮助下，大众文艺已不再一条腿走路了。13曾经参加过“左翼”大众化讨论的周扬，对于延安文艺大众化得以实现的政党支配力量亦有深刻感悟：
我们的艺术教育，文艺运动如果没有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和人民的军队，和工农大众密切而且直接地联系，艺术服务政治，就是一句空话。14
可见，政党、军队、政权对延安文艺大众化实现的决定作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与政治第一次真正有效结合的运动，是共产党“政治第一、文艺第二”、“文艺从属于政治”路线的实际开端。
（二）大众化诉求基础的转变：“民族―大众化”对“阶级―大众化”的超越
“左翼”文艺大众化理想没有实现，还在于他们“大众”诉求基础的薄弱与对象含糊的局限。“左翼”时期的共产党是单纯主张国际主义的党，普洛大众文艺自然是以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为立足点和指导思想的。相应地，当时的大众化诉求基础就是国际主义，建立在其上的“大众”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劳工大众。这样的“大众”，显然是抽象的，阶级的划分实际上又具有明显局限性，从当时《大众化文艺》上的两篇讨论文章可见一斑：一是乃超对“大众”的看法：
“大众”或群众，究竟他〔它〕的内涵有什么意义呢?即使把它规限于被压迫阶级，它仍然能够分开许多阶层。尤其在中国这一阶级中不少意识落后的阶层，要解决他们享受文化恩惠或创造文化的问题，决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事体，我们现在所谈的大众当然要包括从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15一是王独清对“大众”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