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统辖下出版的唯一的妇女杂志――《女声》。笔者期望通过《女声》个案的研究，以历史描述的方式，揭示在上海沦陷时一份特殊的妇女杂志的运作方式、宗旨，并通过与同一时期其他日伪杂志中的女性问题讨论的对比，进一步探讨沦陷区言语空间的复杂性、殖民地文化传播的特点。
上海作为女性解放思想最前沿的大都市，在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史上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其中各类近现代妇女报刊（包括校刊、日报妇女专栏等）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妇女报刊作为最重要的载体记录了近代以来女性最真实的生活形态，传达了当时女性最真实的思想。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正处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上海的女性话题被有关国家、民族、社会革命、阶级等宏大主题所边缘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进步作家和文化人或者纷纷内移或者封笔，1942年的上海文坛正如《女声》第2卷12期“先声”中所说是“出版荒和作家荒”的一年，出版界呈现一派萧条冷落，《女声》杂志即在这种背景下创刊。
由于抗战救亡的声音被镇压以及男性作家的缺席，上海沦陷短短两三年间相继涌现出三十多位年轻的女性作家，其中：张爱玲小说中被消解的爱情神话中的荒凉感和历史感；苏青的毫不嫌避，大胆的女性个人体验的描写；关露对大众妇女问题的关注； 杨绛对知识女性命运和生存困境的思索；杨?珍缠绵故事的清新流利；施济美小说的优美深情、周炼霞的超然与老练等，都为沉闷的文坛带来新的活力。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渐渐出现以女性文学为主的繁荣局面。
《女声》的创刊与性质
《女声》杂志由于是由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和日本大使馆资助出版，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汉奸”杂志。20世纪80年代王伊蔚写过《回忆女声杂志》一文，文中写道：40年代的上半期，突然出现了日本人兜售的《女声》半月刊（笔者注：应为月刊），宣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投降路线。主编是日本人，编辑人员中不少是中国的文化汉奸，其中有“关露”的名字，我看了非常气愤，它先后发行四年左右，放了不少的毒。2000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评论《女声》杂志：“在为日寇做一些政治宣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妇女的苦难。”近年来，在谈到上海沦陷区文化时，中日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女声》杂志，日本早稻田大学岸阳子2000年专程到上海拜访了丁景唐（注：丁景唐，诗人（1920―），笔名歌青春等，日本占领上海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活跃于上海，《女声》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代表诗集《星底梦》。鲁迅研究专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影印了一大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主持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及几位当年《女声》的撰稿人，了解到《女声》在沦陷期间的上海，由于呼吁女性的自尊自立，的确曾起过较大的作用。岸阳子从研究关露的角度十分重视《女声》杂志，她曾经委托中国人在新民晚报上登有《寻找“女声”读者》启事，发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女作家关露与“大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的论文。
关于《女声》的创刊，田村俊子多位研究者，都曾将《女声》创刊时间搞错，中国出版的《上海出版志》则将《女声》的主编错写为关露，可见大家对《女声》杂志了解的混乱。目前，专门谈到《女声》创刊的资料还没有，但草野心平（注：草野心平，诗人（1903年―1988年），日本福岛县上小川村出生、长大，16岁进庆应义塾普通部（旧制中学），18岁始在中国广东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留学。回日本后以《蛙》《富士山》等获得诗名，但是作为诗人无法维持生计，开过饭店、做过校对、当过新闻记者等，生活一直十分贫困。汪伪政权成立后，受时任日伪宣传部部长的大学同学林柏生所邀，前往南京担任日伪宣传部顾问。战后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日本现代诗人会会长等职务，1982年出版《草野心平全集》共12卷。）、会田纲雄（注：会田纲雄，诗人，沦陷时期上海“太平印刷出版公司”职员。）等一些日本人有过一些回忆。最初策划《女声》创刊的是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名取洋之助（注：名取洋之助，摄影家（1910年―1962年），1982年庆应义塾普通部毕业后前往德国留学，1932年作为德国通讯社的日本特派员在德国、日本、美国、中国战场摄影，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军报道部的邀请到达上海，太平洋战争后出任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社长，太平书局幕后经营者，在中国组织图片报道“宣抚班”。战争后期向日本士兵做道德教育：“禁止杀戮”“禁止抢劫”等，战后，在日本创办《周刊サンニユ一ス》杂志。1956年作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日本首次文化访华团成员之一，是来到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日本摄影家。），在这里我们简单谈谈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并接收“英美敌国”资产。位于共同租界香港路由英国人经营的密林顿（注：据日ミリントン文翻译）出版印刷公司由上海日军报道部接管，改名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名取洋之助被日军委派负责该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据日本的相关史料，上海沦陷时期的“太平书局”即太平印刷出版公司出版部独立出来的结果。太平书局由陶亢德、柳雨生负责，1943年秋天创办了日伪散文杂志《风雨谈》并出版了一系列图书。而太平印刷出版公司主要承担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定期刊物（例如电话号码簿等）的印刷，也承担《风雨谈》、《女声》、《太平画刊》、研究论丛《现代医学》等定期刊物和太平书局单行本的印刷发行。
1942年初，经草野心平推荐，来自东京的川锅东策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计划面向妇女、少年出版的两种新杂志的创刊在上海奔走。无独有偶，1942年4月草野心平也向在上海的名取洋之助、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报道部的松平忠久介绍日本近代著名女作家田村俊子（注：田村俊子（1884―1945），本名佐藤俊子，中国名左俊芝，田村俊子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使用本名佐藤俊子，但考虑到日本文学史均使用田村俊子，故本文统一使用田村俊子。），名取洋之助正在创办面向中国女性读者的中文女性杂志，田村俊子十分有兴趣，她于是成了当时担任《女声》社长的最佳人选。
田村俊子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是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她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拓荒者，如果不算上24岁就去世的＠①口一叶，她是日本文坛第一个靠写小说谋取经济独立的职业作家。田村1884年出身于东京一米商家庭，1901年入刚创立的日本女子大学学习，1902年在幸田露伴门下学习写作，陆续发表作品，获得好评。1906年她对文学之路产生怀疑，弃笔成为每日派文士剧舞台演员，1907年出任羽衣座，继之任东京座演员，其演艺获得好评。1909年加入著名的女性解放运动组织“青靴社”，从1911年起一直到1917年，她以每年一部名篇的速度跃登日本文坛，受到德田秋声、泉镜花等大家的好评，成为文坛宠儿，代表作为《生血》、《木乃伊的口红》、《炮烙之刑》等，其作品以新颖的题材、清新的感觉、犀利的观察、深刻的心理描写受到文坛关注，同时她以纤细的感觉大胆描写女性的官能感受。当时日本著名作家德田秋声等对田村作品的评价超过了对＠①口一叶的评价，认为田村俊子的作品越过了“女流”、“闺秀”的界限，有很强的独创性，肯定了田村俊子作品中的现代性。然而席卷20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涌入日本，田村俊子被其强烈吸引，并与献身工人运动的有妇之夫朝日新闻记者铃木悦相恋，1918年追随其到加拿大，在北美生活了18年，其间她主持日文《大陆日报》中的妇女栏目，讨论国际女性劳动运动体验，思考种族歧视问题并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1935年铃木悦在回到日本后不久猝亡。1936年田村俊子回到日本重返文坛，写了一系列以温哥华日本第二代移民为主人公的左翼倾向小说，她书写了日本移民对日本的疏离体验，但并未获得文坛好评。1938年12月田村俊子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身份来到中国，原本计划访问两个月，但是在派遣计划结束后她再次选择了流浪海外的生活，在中国度过了其人生的最后七年。
综观田村的后半生，她不断地在逃离日本本土。田村俊子留给日本的各种各样的花絮掩盖了日本对田村俊子的本质认识。日本著名作家佐多稻子表明，正是由于日本文坛的男性话语权利使得田村俊子一直受到不当的评价。目前日本的田村俊子研究，几乎只集中在她早期的小说创作上。实际上，田村不仅仅是一个新妇女作家，她从1918年―1945年（34岁到61岁）的跨国迁徙的生涯，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渡边澄子是最早关注到田村俊子与《女声》杂志的研究者。
关于田村俊子，在她来中国之前，中国对她已有过翻译和评论。1924年，鲁迅、周作人出版《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序文曾说及原拟定收入而未及翻译的诸作家，其中即有田村俊子。1928年，张资平将田村俊子的小说《压迫》译出，1929年又收入单行本中。
田村俊子在中国度过的晚年正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她投入到《女声》杂志的工作中。她说：“中国的妇女痛苦得很。因为她们的知识太浅。我们应该多多帮助她们。”（注：参见《女声》4卷1期。）《女声》获得“国民政府宣传部登记证第262号”的刊行许可， 由于太平出版公司属驻沪日本海军报道部军管，有配给纸张的保证，并给予出版资助。关于此点正如梅娘（注：梅娘（1920―），原名孙嘉瑞，吉林长春人。1938年赴日本就读于神户女子大学家政科，1942后住北京，曾任《妇女杂志》编辑。前期代表作小说集《小姐集》、《第二代》，后期代表作《鱼》、《蟹》，《鱼》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选外佳作赏”，《蟹》获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赏正赏。）所说：“为《女声》奠定物质基础的这几项，是《女声》胎里带来的缺陷。这个不三不四的出身，使中国人侧目相看、敬而远之。”（注：引自梅娘着《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见《外国文艺》2000年3期。）这也成为日后人们判定《女声》为汉奸杂志的有力依据。
经过20天的策划，于1942年5月15日，田村俊子以“左俊芝”的中国名，主编了第一期《女声》。《女声》刚出版时正是上海出版界的荒凉时期，第3卷第12期《女声》中写道：真是凤毛麟角的少数，至于妇女读物更可说一句“绝无仅有”了。《女声》与同时期的杂志几乎没有交往，翻看当时的杂志，笔者注意到《女声》在其后创刊的《风雨谈》杂志上曾连载过几期启事，它将《女声》的主要内容、体式、工艺、定价、出版周期、销售途径等交代得一清二楚。1945年7月在发行了第4卷第2期后，共历三年两个月，因日本无条件投降，《女声》停刊， 《女声》一期未纳共出版了38期。
《女声》为16开本的月刊，12期为一卷，每月15日出版，《女声》杂志封面上方“女声”两个黑色隶书繁体字横排，封面设计采用的多是沦陷时期上海最有名的女画家吴青霞（注：吴青霞（1910―），江苏常州人，号龙城女史，别署篆香阁主。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并当选为理事，又为中国画会理事。尤长画鲤鱼、芦雁、仕女，1956年进上海中国画院为画师。）（最多）、周炼霞（注：周炼霞（1909―？），江西吉安人。字紫宜，号螺川。擅长仕女，亦作花卉，擅长诗词，与瞿蜕园合着《学诗浅说》。建国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79年后赴美定居。）、陈小翠（注：陈小翠（1907―1968），建国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所作的花鸟、工笔仕女图、人物画及山水国画。封面色泽朴素雅致、简洁大方、兼工带写，封面画有卓文君弹琴、牛郎织女等等，可见编者很照顾到中国妇女读者的审美情趣。
而同一时期北平沦陷区日伪统辖下的《妇女杂志》封面设计是上方“妇女杂志”四个红色楷体繁写大字横排，其下则多为摩登女子水彩画像，或为名门闺秀、交际花的着色照片，封面色泽相当艳丽。
《女声》社编辑部最初设在位于上海香港路117号的太平印刷出版公司内，1943年2月后由于田村俊子要求《女声》从太平印刷出版公司中独立出来，编辑室搬到上海爱多亚路160号，到1943年10月后搬至博物馆路（后改为虎丘路）142号光陆大楼内49室。
《女声》杂志三年中定价前后差距甚大，创刊号共40页零售价每册1元，到第2卷第3期起每册5元，到第3卷第7期零售价每册40元，到田村俊子编辑的最后一期3卷12期时零售价每册已经涨到150元，第四卷第1期1000元，第四卷第2期达到2000元。 由此也可窥见沦陷时期上海在殖民统治下金融政策的失败以及人民生活的痛苦。目前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均藏有全套的《女声》。
关于《女声》杂志的创刊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独立事件。
1943年年初，藉着太平印刷出版公司的搬家，田村俊子提出了《女声》的独立。尽管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并不舍得放弃《女声》，但由于田村俊子的坚持，顾虑到田村在日本曾有的文名，名取洋之助只好做出让步，答应编辑室可以独立，但发行权不转让。这样1943年2月，之前从未出现过的独立的“编辑室”第一次在《女声》中出现，编辑室地址为爱多亚路。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在《女声》杂志上逐渐只是作为印刷者出现，由这个轨迹可见女声社一直都在为独立而奋斗。《女声》尽管从表面上独立了，但它从资金的来源上不可能脱离与日方的关系。
1944年太平洋战争的败势已经产生影响，太平印刷出版公司隶属的《长江画刊》停刊，《新少年》也没能存续，太平书局的《风雨谈》杂志在1945年2月到4月也曾停刊两月，包括当时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也曾经不得不停刊，而田村俊子的《女声》一直按期出版到日本投降才停刊，这其中可见主编田村俊子四处奔波、筹集资金的辛苦。部分日本人对田村俊子上海时代的描述，流露出对一名他们认为过时了的但从不肯认输的女作家的嘲讽。
宗旨、编辑方针、栏目及反映的女性问题
《女声》在创刊号上（注：参见1945年5月《女声》创刊号上发刊词《我们的第一声》。）阐述了自己的宗旨：我们的《女声》就是中国妇女界的声。刊物以《女声》含三大意义：（一）乃妇女呼叫声；（二）为妇女而声；（三）由妇女发声相标榜。为要达到这三个意义的目的，达到替许多人说话的愿望，编者特别声明：我们尽量介绍有益妇女的文字，更兼极力搜求妇女所写的作品。但为增加妇女阅读的兴趣，除一两篇比较严重的问题，用庄严端谨的笔调外，一概取轻松，风趣，浅显，幽闲为做法的标准，使我们女同胞读了《女声》常常听到的时常发出的都是“笑声”。由此可见田村俊子的编辑方针是出版没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性的女性杂志。
在“大东亚战争”处于决战的形势下，尽可能淡化“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除了在出版五期之后不得不被添加的“国际新闻”栏目之外，《女声》重点在讨论与女性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问题，同时注重充实文学、电影、戏剧等文化气息。
《女声》栏目较多，编者在第1卷2期“余声”曾谈及栏目的设置，文中写道“其中占了十栏完全是以发生读者兴趣为前提，没有‘老师宿儒’的论调。这十栏是世界知识、娱乐、所见所闻、文艺、戏剧与电影、中外女杰、漫画、美容、新装、随想等。至于其他六项――评论、修养、职业、家政、卫生、日语――关于知识一类的作品，但是，在可能范围内，我们要选用有趣的文字”。
《女声》以女性知识启蒙为主的同时注重趣味性，并辅以实用性的知识、提倡自由爱情、女性独立，并倡导健康的家庭关系。在当时小报盛行的上海，显示了它自己的特色。《女声》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探讨各种大众女性话题，从主要讨论妇女婚姻、教育、就业、经济独立等社会问题，到讨论新女性应具有的生活知识、科学知识、必备素养等，其中育儿、家政、家用账簿等合理的家庭经营，卫生启蒙等健康生活方式的提议、对献身于贫困阶层的女医生志愿者的宣传，也成为女性话题的因素。编者从世界广角镜中，剪辑、选编了许多外国妇女和内地妇女的生活、婚姻习俗及奇闻轶事，从中可了解各国妇女在其社会中的地位。《女声》读者来信，多要求扩充“文艺栏”篇幅，关露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是《女声》最重要的编辑和写稿作者，她负责文艺栏目，特别用心，文艺栏体裁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因而在文艺栏中基本没有政治色彩。文艺栏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关露，潘予且、柳雨生等也发表了文章，周作人、陶晶孙都作为特约写稿人给《女声》杂志写过稿子。《女声》的剧评栏目也由关露（注：关露（1908―1982），原名胡寿楣，祖籍河北，生于山西，幼年失父，小学毕业后自修完中学课程，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后赴上海谋生，1932年先后参加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中国共产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新诗歌》编辑工作，1933年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1936年参加上海抗日救亡协会（后改称救国会），曾任理事，1937年曾与王亚平编辑诗刊《高射炮》，1939年奉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打入日伪组织做情报工作，1942年在《女声》杂志当文艺编辑，并于这年作为华中代表之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3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春天里花儿香》等诗歌，结集出版的有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自传体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新旧时代》（1940年上海光明书店出版）。另外，自传体三部曲之二《黎明》在《女声》杂志连载未完，自传体三部曲之三《朝》未面世。）主持，除了影评，剧评更多，几乎当时上海舞台上演出的话剧都有相关评论，并配有著名演员的感想等，由此栏目可窥见沦陷区戏剧活动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