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历史的镜子。抗战时期的进步文学是唤醒民众、鼓舞人民奋起反抗的号角；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总是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一方面拿起笔作刀枪，在思想和精神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在抗战的烽火中接受革命的洗礼，使自己的精神升华到更高的境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所说，探讨抗战文学不仅能反思战争、历史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吸取历史的经验，而且也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在中国和平发展的今天，文学和艺术应该怎样更加有效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其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抗战题材作品构成战争文学主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17年，中国文坛占主流地位的是战争文学，战争文学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抗战文学。刚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徐贵祥，其新作《八月桂花遍地开》仍然是关注抗战题材。有评论誉之为“具有历史文学大创作的品格。那种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对民族精神意义的深层探究，对人的精神世界、人性和人格的深入揭示，把战争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早在学生时代，徐贵祥就读过很多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如《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战火中的青春》等。他说：“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作品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由于这些作家有可能亲历过抗战，至少也是目睹过抗战，所以他们的生活源泉非常丰富，创作这些作品感情非常真挚，所以尽管存在艺术上的概念化和脸谱化问题，但在反映中国抗战历史、反映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在维护民族尊严等方面，可以说树下了一座座里程碑。我现在回忆这些作品，印象比较深的，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外，更关注《烈火金钢》中的汉奸何大拿一家，何大拿的大儿子是翻译官，二儿子国民党，女儿是共产党。不知道作家是否刻意这么写，为什么这个家庭政治观念、行为上这么大分歧，其实这正是抗战时期真实的人民的生活状态，就是四分五裂。当然最终还是以抗战为主体引导人民抗战。我从这个作品中思索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一个家庭不能团结起来；二是一个家庭怎样才能团结起来。这都是有象征意味的，它象征着民族的整体状况。这也是我近年关注抗战文学一直比较执着的理念：怎样把一盘散沙凝聚起来。”
一些评论家谈到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提出“缺乏人性开掘”的问题。徐贵祥坦率地说：“以往的作品，多数会存在拔高、脸谱化的问题。但是我不同意低估这些作品的价值。因为没有这些作品垫底，也就没有中国战争文学的发展。我认为，那些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恰好为我们铺平了道路，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正因为看到这些作品的局限性，才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富，尽可能避免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误。如果抛开当时的历史，完全孤立地看过去的作品是不公正的。我的评价是，过去的抗战题材作品中，有些是没有把人当‘人’写。把战争中的一方当作神，把另一方当作鬼，没有回到对人的理解上。”
当代抗战小说题材丰富
老一辈作家近年来的抗战作品，如管桦的《将军河》、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等，是“亲历”历史，他们本身是抗战的参加者和亲历者，作品就是“记忆的证明”；在莫言那一辈中年作家笔下，战争变成了“口述”历史，叙述主体是“我爷爷、我奶奶”，可以说是耳濡目染的创作；到了今天，六七十年代的作家面临的抗战题材，已经是上世纪的历史了，写作变成远距离的冷静的历史关照，他们的创作切入点是对历史的回溯和研究，一步步逼近历史。
作为军旅作家，周大新的创作中不乏有抗战题材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第二十幕》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写抗战生活的，中篇小说《左朱雀右白虎》和《旧世纪的疯癫》也属抗战题材，前者已被河南豫剧一团改编为大型现代豫剧《红菊》，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化部于9月10日调该剧进京演出两场。周大新对战争狂人的极度厌恶，体现在《旧世纪的疯癫》中。他一直想写一个被战争异化为疯子的人物，后来那个人物终于以津川大佐的面目出现了。该作品发表后，有评论家认为极富思想冲击力且表现形式新鲜。
周大新认为，我们中国写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但能经得起人们反复阅读的公认的经典性作品还没出现，和前苏联相比，我们这种题材的作品质量还差一个档次。我们的一些作品是对前苏联作家的模仿，对这场战争没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表现。很多文学作品出版脸谱化概念化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将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探查。其实，人在战争中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战争中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可能牵扯到生与死、荣与辱这些大问题，真正想把那时的人写活，需要笔者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去思考去替那时的人作出人生选择。至于怎样才能写好，周大新说：“有两点似应注意，其一，没有新发现新认识就暂时不要动笔，重复前人没有意思；其二，思想彻底解放，把战争文学中的所有栅栏都放倒，完全张扬开自己的想像力。”
在开始构思《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部作品时，徐贵祥给自己提出了三点要求：“写好自己，写好敌人，写好真实的状态。”当一个民族受到侵略时，他要抗争，抗争的依据就是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我们写敌人不能妖魔化，日本人为什么在中国不畏生死，他们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在写作《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遍地开》两部作品的过程中，徐贵祥翻阅了很多资料，他站在人的立场上，比较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差异，因此在塑造人物时准确地把握了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生活状态、战争环境和人的心态。
反思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徐贵祥也认为有些式微。原因有二，一是话语环境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年轻一代中国作家没有疼痛感，也不能要求他们有，而老作家疼痛感又格外强烈，他们距离战争太近，年轻作家又离得太远；三是一些作家有浮躁的心态，很难有良好的创作心理环境。成熟的作家应该实现思想和艺术的最佳结合。最终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在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中，能长期坚定地存在于世的作品，一定是有思想深度和社会意义的。
出现描写正面战场和台湾抗日史的文学作品
70年代的作家给人们的集体印象，多是经验写作占主导地位，都市生活是作品的主要背景，而阎延文的创作却选择了用文艺作品来展现台湾三百年史。以往对台湾，往往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关照的。用文艺作品来展现台湾三百年史，尤其是1895年到1945年的五十年台湾抗日史，阎延文的“台湾三部曲”（《台湾风云》、《青山青史》、《沧海神话》）还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