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北美和欧洲有关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论争，用历史概念来表述的话，实际上已是一场有关历史的现在之特性的论争：从本质上说，它已成为一场关于现时代的现代性命运的论争。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战后的法国（与尼采以及法国本土的文学源泉结合在一起）很受欢迎，于是在一种令人惊异的歪曲中，海德格尔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上的教父。从本质上看，海德格尔从前现代或反现代立场（“存在”的立场）上所提出的对现代社会的有力批判，成为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这几位法国首屈一指的后现代主义者“磨坊”的“谷物”。这是一个思想转换的独特故事，基本上说来，是一个方式转换的故事，本世纪20年代的德国右派所构想的现代性批判，变成为法国和美国后现代左派的经典。这正是我想在本文中详细阐述的东西。
德国的激进—保守派对资产阶级文明所作的批判，与1968年运动之后的法国左派所表现出来的相似立场之间，有一种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近来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比如，在卢茨·尼塔默尔（LutzNiethammer）论述后历史的一本篇幅短小的书中，饶有兴味地揭示了曾是德国右翼思想所特有的关于历史的思考方式，是如何在据称持左派立场的后现代主义者中被重新具体化的。依据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恩斯特·荣格尔（EmstJunger）和阿诺尔德·盖伦（AmoldGehlen）这样的思想家所描绘的文化批判的范式，我们已经抵达了“历史的终点”。资本主义西方的制度特征已经“凝固”到了这样的程度，“他性”（othemess）一切痕迹——它们可以高雅地依照高贵、激情、本质、生命和英雄主义来加以规定——已被去除了。尼塔默尔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视野中，历史终结的思想是作为一种左派常识而回来了。
对准形而上学的“元叙事”所划定的重大历史变化的怀疑已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历史的终结或后历史不再是一种猜测，而是与眼下的流行语“主体零散化”联系在一起，被当作一种反常的解放形式而奇怪地加以庆贺。然而，这种立场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元叙事来取代旧的元叙事而已：一种相反的衰落目的论已取代了如今受到怀疑的进步目的论。
这两种观点都依赖于某种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由于其抽象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当代社会各种斗争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宽泛性。许多后现代状况的理论家们，凌辱交加，极力把瓦尔特·本雅明包括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先驱之一。
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Frank）赞同尼塔默尔的这种看法，他强调指出了尼采暧昧的意识形态传统，在后现代主义者中，尼采往往被天真地视为文学上的解构主义者的雏形。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对尼采影响和作用只作文本的理解，因此他思想那丰富的历史—政治支脉被令人悲哀地忽视了。正像弗兰克所发现的那样：“尼采的解构思想仍保持在认识论的框架内，这种认识论框架的特征在于当时特有的活力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们尤为以下一些人所欢迎，所谓的‘非理性主义者’（从克拉格斯〔LudwigKlages〕到斯宾格勒和阿尔弗雷德·贝姆勒〔AlfredBaeumler〕），以及极端的右派（从让蒂勒〔Gentile〕到罗森贝格〔Rosenberg〕，甚至是今天的‘新右派’）。
弗兰克以一种更带有论争性的方式，试图具体阐明这种决定性的哲学谱系，正是这个谱系把这一丰富的思想传统和“法国亲戚”联系起来了，后者在近几十年中已吸收了许多尼采首创的德国式“理性批判”的特征：
从晚近追随结构主义的法国哲学诸层面上说，我们见到了一种颓败的酒神式的非理性主义，它（就像此前的尼采和斯宾格勒一样）重新发现了西方传统的统一和终结，对生活的野蛮和残酷愉快地大声说“是”！宣称它讨厌理性的成就，讨厌笛卡尔式“我思”的成就，这些说法充斥在类似于我们已在克拉格斯著作中发现的那些充满憎恶的长篇大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