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新发展(一)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面向2l世纪的纲领性的文件，是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空前伟大历史任务的宣言书、动员令和方向盘。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新贡献。“七一”报告高瞻远瞩，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贯串“七一”报告的一根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要准确理解“七一”报告的精神实质，就要进一步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领会“七一”报告是怎样贯彻这一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内在要求。是否贯彻这个原则，历来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的历史也一再证明了这个真理。这个原则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本国的实际，把两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回答和解决本国的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人间奇迹，就因为贯彻了这个根本原则。
　　一、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
　　要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就要毫不动摇地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遭到敌对势力的仇视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这些攻击作斗争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真理性的。现在，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有较大的增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特别是由于苏东剧变，敌对势力又一次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种在新舞台上演出旧剧目不可避免也并不可怕，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动摇。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产生过许多关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理论。这些理论除了包含着谬误和偏见以外，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代表着人类认识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其中有些理论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即使是谬误和偏见，也为人类提供了理论思维的教训。这些理论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宝贵成果，没有这些成果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决不能对这些成果采取粗陋的非历史主义态度。这是一方面的事实。另一方面的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科学地揭示世界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些理论至多只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探究出思想动机的原因，不了解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因而也是决定人们思想动机的根源；只看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这种根本性的缺点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的规律，指明人类的前途。这不是因为前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当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暴露没有达到一定的必要程度，再加上阶级眼界和阶级偏见的限制，以致任何才智杰出的人都不可凭头脑构造出真正科学的理论。这样的科学理论只有到l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了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决不在于凭空创造了什么，而在于批判地吸取了人类的全部文明成果，总结了社会发展到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创造了科学的理论。这种科学的理论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起了人类的认识史上空前的革命，结束了人类在黑暗中徘徊的苦境。就像有了基因理论，遗传学上的许多奥秘就迎刃而解了一样。近代中国从1840年开始的八十年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向西方引进了许多理论和学说，可是它们在实践的严酷考验中一个一个地破产了。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也还有各种其他西方理论在中国传播，例如罗素和杜威就到中国来宣传过他们的理论；此外中国还有许多自己的“土特产”。但是，世界的总体状况怎样，中国为什么在近代陷入被列强宰割的地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如何，怎样改造中国，是改良还是革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如何，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科学地说明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指出符合世界大势和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众不同。当中国的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工具的时候，立即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当全国只有五十几个党员的时候，党就有信心彻底改造旧中国，信心的根据就是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八十年来我们党就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真理，这样的奇迹可能出现吗?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或许有它的真理性，但由于近几十年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现在已经“过时”了。这是一种更有迷惑性的说法，但是同样经不起分析。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有基本原理的部分和具体结论的部分。支撑一种科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它的基本原理，而不是运用基本原理考察特殊对象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某些具体结论即使确实过时了，也不等于基本原理的过时，不等于这个科学理论的过时。只有出现了下述两种情况之一才可以说一个科学理论过时：(1)这个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对象现在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已经面目全非，因而表述这些基本原理的命题已经不再是真命题。(2)出现了一种新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比旧理论具有更广的覆盖面和更强的解释力，不仅能更深刻地解释旧理论所能解释的问题，而且能解释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指出旧理论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把旧理论降低为它的一种局部情况(极限情况或特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是否遭遇到了上述两种情况之一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产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因理论、信息论、系统论等重大成果，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l9世纪确实大不相同。可是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是假命题吗?一个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些基本原理还正在不断地为现代最新的科学成果和社会实践结果所证实。当然，这些基本原理也要丰富和发展，它们的内容要进一步深刻化，形式要进一步精确化，但它们的“硬核”至今没有动摇。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深刻的解释力，还没有出现一种理论能够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它的一个特例，如同相对论与经典力学的关系那样。不错，现代西方的哲学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层出不穷，流派纷呈，它们对局部的问题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把它们看成一堆谬误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它们在总体上仍然远低于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更说不上超越马克思主义。一部分阶级偏见不很浓烈的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是轻率的、没有根据的。
　　至于运用科学理论考察具体问题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却不能与基本原理等量齐观。例如运用一系列的科学原理制定的某次发射火箭的具体方案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因而导致发射失败，这样的事是常有的，但是并不能由此推出方案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有错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的关系同此道理。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运用马克恩主义基本原理考察当时当地的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些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符合实际，谈不上过时的问题；有些结论因为掌握的情况不全面、不准确，在当时就有错误。例如，1848年2月首次在伦敦出版的德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曾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因为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原始公社的存在而造成的错误，直到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才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88年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上加注说明了这一点，指出这句话里讲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应理解为“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又如马克思当时曾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生产力，后来资本主义经过调整，能容纳的生产力还很大，这也是由于没有估计到后来情况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机问题上，也有过失误。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结论在当时是符合实际的，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结论确实过时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就指出宣言》有几个地方的论断已经过时。但是，从所有这些情况都得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过时的结论。如果像迷信的人对待神仙或算命先生那样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他们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正确，否则就反推出马克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正确，那就是不懂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犯了逻辑错误。这就好像从几次卫星发射的失误反推出发射所依据的基本原理的“过时”一样荒谬。至于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推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时”，那也站不住脚。这些剧变的发生原因极为复杂，但是没有一个原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时”有关，相反，倒是与这些国家的领导没有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关。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问题上有所含糊，不能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根据，无从谈起。“七一”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失去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只有这一半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另一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认识和改造的实际对象相结合。就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也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都极其丰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七一”讲话对这些宝贵经验作了高度理论化的提升，同时又为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提供了典范。
　　任何科学理论与它的实际运用之间的关系都涉及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的关系，即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普遍即寓于特殊之中，是从诸多特殊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性，不可能把一切特殊事物的个性都涵盖无余。一切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反映的都是普遍规律，不可能囊括千差万别的矛盾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例外，它只能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不可能提供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在批评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公式乱套的学风时指出过，即使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需要多年潜心研究的工作，徒托空言是无益的；如果套公式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比演算一元一次方程式还容易。